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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进郭沫若纪念馆
郭沫若纪念馆位于什刹海旁边的前海西街18号，是一个占地面积7000多平方米的庭院式两进四合院。原为中医世家乐达仁堂私宅的一部分，始建于民国初年，1949年至1963年间先后作过蒙古驻华大使馆和宋庆龄寓所。1963年11月郭沫若由北京西四大院5号迁入，至1978年病故，在这里度过了他的晚年。1982年这里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郭沫若是中国20世纪学术文化史上一位兼文学家、历史学家、古文字学家、书法家、社会活动家于一身的杰出人物。他博古通今，著译浩繁，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，是中华民族的骄傲。
1892年11月16日，郭沫若出生于四川省嘉定府乐山县观峨乡沙湾镇，学名开贞，号尚武。1916年，他以故乡的两条河沫水和若水取名沫若。后来，创作发表新诗时即以此为笔名。
郭沫若的家背靠峨眉山第二峰��绥山，面向波涛滚滚的大渡河，清彻的茶溪从峨眉山余脉缓缓流来。当地人以“绥山毓秀，沫水锺灵”来赞美这一方山水。这宛如画屏、绚丽多姿的自然风物，孕育了郭沫若最初的才情、诗意。
四岁半时，郭沫若即开始进家塾“绥山山馆”读书。在塾师先生的严格要求下白天读经，晚上读诗，同时也接触了一些新学知识。蒙学时期受到的教育，对他的艺术观的形成、对他的诗歌创作，甚至对他的文化理念的形成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。1906年，郭沫若离开沙湾，先后到乐山和成都读完了小学、中学的学业。
1912年正月十五上元节，奉父母之命与张琼华草草完婚。
带着自由奋飞的强烈愿望，1914年，在大哥的资助下，郭沫若去日本留学。初到日本时，他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，选择了学医。他相继进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、冈山第六高等学校学习，后考入福冈的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。经过十年艰苦的岁月，获得医学士学位。其间，在1916年8月，郭沫若与佐藤富子相遇，相爱，并为其取名安娜。年底，他们在冈山同居。
在学医过程中，郭沫若通过德语、英语课接触了大量德国、英美和印度的文学作品以及西方哲学著作。泰戈尔、海涅、歌德的作品唤醒了他长久被压抑的人性和沉睡着的诗情，他已经不满足于自然科学的学习和研究，而要借文学来表达心声了。西方启蒙主义时期以来的科学民主思想，尤其是斯宾诺沙的泛神论，给了他一种理论的启发，使他对于人生、对于自然的感受有了一种形而上的精神依据。他开始认真地考虑一些社会人文方面的问题。当读到美国诗人惠特曼的《草叶集》时，深深地被作品中的激情所感染，他自己长期压抑在心的火一样的激情找到了喷火的方式，他产生了强烈的写诗的愿望。
1919年9月11日，郭沫若第一次在上海《时事新报》副刊《学灯》发表了新诗《抱和儿浴博多湾中》，开始了他诗歌创作的“爆发期”。他后来回忆这一时期的情景时写道：“我几乎每天都在诗的陶醉里，每每有诗的发作袭来就好像生了热病一样，使我作寒作冷，使我提起笔来战颤着有时候写不成字。我曾说过：‘诗是写出来的,不是做出来的。’便是当时的实感。”这些诗作后来结集为《女神》，1921年8月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。
《女神》的出版在中国新诗史上矗立起第一块丰碑，它标志着现代诗歌有了成熟的作品。它以毁坏旧中国，催生新世界的破坏和创造的精神体现了“五四”的时代之声，以自由体的形式，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和艺术上的独创性影响了一代作家。
1921年，郭沫若与成仿吾、郁达夫、田汉、张资平等人组织了文学社团创造社。他们相继创办了《创造》季刊、《创造周报》、《创造日》等刊物。创造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具有影力的文学社团之一，它的文学活动代表着“新文学浪漫主义的黎明期”。
《女神》之后，郭沫若的诗兴始终不减。1923年，他出版了第二本诗集《星空》，此后，又先后出版了《瓶》、《前茅》、《恢复》、《战声集》、《新华颂》等多部诗集。
在写诗的同时，郭沫若开始接触、学习了马克思主义，同时热情关注着国内的社会革命。1926年3月，他赴广州应邀就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，其间，结识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。7月，郭沫若投笔从戎，随国民革命军北伐，历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，副主任。在1927年“四、一二”事变前夕，他撰写了《请看今日之蒋介石》一文，揭露了蒋介石“背叛国家，背叛民众，背叛革命”的行径。郭沫若因此受到通缉，随即参加南昌起义，途中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28年2月被迫流亡日本。
从1928年2月到1937年7月，郭沫若一直居留在日本千叶县市川市的须和田，从事学术研究。出于“对未来社会的待望”，他深入研究了中国古代社会，完成了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》一书。该书“跳出”经史子集的范围，以地下出土的实物为出发点，引进辩证唯物论观念，确立起一个全新的“中国古代文化体系”，创造性地把古文字、古器物研究与古代社会研究结合起来，开出唯物史观历史学研究的新路经。他也因此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开创者。
与此同时，郭沫若集中精力研究甲骨文、金文，相继撰写、编纂了《甲骨文字研究》、《卜辞通纂》、《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》、《古代铭刻汇考》、《殷契粹编》等十余部著作。这些研究，确立了认识甲骨文的方法，改变了以往青铜器研究“以器为类”的著录方法和孤立考释器铭的治学传统，第一次建立起认识两周青铜器的科学体系，在古文字学和考古学领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。
流亡期间，郭沫若还撰写了大量回忆录、自传体文章：《我的童年》、《反正前后》、《初出夔门》、《创造十年》、《北伐途次》等，创作了《豕蹄》中的一组历史小说。
1937年“七、七”芦沟桥事变后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，郭沫若“别妇抛雏”毅然回国，投身于抗战的滚滚洪波之中。1938年1月，他辗转到武汉，与于立群开始了长达40年的共同生活。4月，他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，后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，在抗战文化宣传和统一战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抗战期间，郭沫若创作了《棠棣之花》、《屈原》、《虎符》等六部大型历史剧，继《女神》之后，达到了他创作生涯上的又一次辉煌。这些历史剧作，既强烈地表达出时代的愤怒、民族的呼声，也显示出鲜明的创作风格和艺术魅力，是现代文学史上历史剧创作的经典。在历史研究方面，郭沫若又有“偏于考证”的《青铜时代》和“偏于批评”的《十批判书》问世，对先秦诸子思想的研究形成一个比较独特的系统。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郭沫若从事繁忙的国务活动和社会活动，先后担任过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、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、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、中国科学院院长、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、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、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等职。为中国共产党第九届、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。
在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间，郭沫若任世界保卫和平理事会副主席，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主席，为世界保卫和平运动做出了巨大努力。同时，积极开展民间外交，为中国争取一个和平建设的国际环境。他数十次带团出访，奔走于亚非欧美，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了许多切实而有成效的工作。“文革”期间，他协助周恩来总理做外事工作，为中日建交和中美建交做出贡献。
建国后，郭沫若在史学研究和文学创作方面仍有许多建树。他花费两年时间完成《管子集校》，搜集各种宋明版本，尽可能详细地收录古今学者之说，校释辨伪，成为学术界公认的新中国古籍整理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。他主编了《甲骨文合集》、《中国史稿》，发表了许多文物考古和论历史人物的论文。学术著作《奴隶制时代》重在研究中国奴隶制时代和封建时代的分期问题，确立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战国分期学说。历史剧《蔡文姬》和《武则天》是郭沫若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新收获，公演后轰动一时。在诗歌创作方面，郭沫若先后出版了《新华颂》、《百花齐放》、《长春集》、《东风集》等诗集。这些诗作题材广泛，涉及国内、国外，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教育、社会习俗等很多方面。诗歌形式也包涵了自由体、民歌体、新格律诗等多种形式，以及相当数量的旧体诗词。
郭沫若不仅是一位作家、学者，还是一位出色的翻译。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，郭沫若出版了近五百万字的译著。翻译著作遍及亚洲、欧洲、北美洲，包括波斯、印度、日本、英国、德国、俄国、美国等十几个国家的名家名作。其中有马克思、恩格斯的经典著作、有文艺论著，有自然科学史著作，最多的则是文学作品。歌德的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、《浮士德》，施托姆的《茵梦湖》、托尔斯泰的《战争与和平》、辛克莱的《屠场》等译作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影响。
郭沫若还是一位书法家。他的书法艺术在1960年代臻于成熟，以其功力深厚，风格独特，被称为郭体。“故宫博物院”、“中国银行”、“北海公园”、“中山公园”、“北京人民艺术剧院”等大量匾额都出自他的手笔。
郭沫若一生留下千余万字的著作，已出版的《郭沫若全集》包括文学编20卷、历史编8卷、考古编10卷。尚待出版的有500多万字的译著及佚文。其著作被译为日文、俄文、英文等多种文字。
1978年6月12日，郭沫若病逝于北京。
为了纪念这位文化名人，1988年郭沫若故居正式对外开放。1992年被北京市政府正式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
郭沫若纪念馆院内绿树参天，满目葱茏，鸟语花香，空气宜人。如今园中郭沫若生前种植的花木茂密葱茏。垂花门内郭沫若的办公室、卧室、客厅和夫人于立群的写字间依然如故，保持着主人在世的景象。
四合院东西厢房和后罩房两侧的房间，当年分别做过会议室、秘书办公室及家人的住房，现在已辟为展室。展览以生平为主线立体地表现了郭沫若这样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，讲述了郭沫若追求理想、以身报国，与时代同呼吸，共命运的86年的风雨人生。
四合院北房为原状陈列室。正中是郭沫若的客厅。沙发摆成马蹄型。钢琴前面的单人沙发是郭沫若接待外国朋友时习惯的坐椅，主客人在他左手的位置上。因为郭沫若重听，左耳比右耳多少有些功能，即使有助听器，也得带在左耳上，所以只好打破以右为上的常规。沙发后面的背景是中国著名山水大师傅抱石的巨作，写郭沫若游九龙渊诗意。在这幅丈二山水的下面，主人陈列了一排他所喜欢的石头，造型自然各显神韵。郭沫若曾有诗自述说：“我亦爱石人，爱石之性坚，纵使遭磨砻，以方寓于圆。”
客厅东面与郭沫若办公室相接。一排书柜依西墙而列，书柜上方横挂着毛泽东的真迹《西江月·井冈山》。对面是于立群的隶书中堂，录毛泽东词《沁园春·雪》。南窗下面对面放着两张书桌，主人常用的是东边那张。黑电木的墨盒，北京牌的蓝黑墨水，普通的极品狼毫……正是用这些最平常的文具郭沫若晚年完成了《兰亭序》真伪的论辨、《李白与杜甫》、《出土文物二三事》，还有他去世之后成集的《东风第一枝》和平生最后一部译作《英诗译稿》。
办公室东边的小门通向卧室，这是东耳房。一部百纳本的《二十四史》伴着一张棕绷床、绿格子的床单使小屋显得显得朴素宁静。
前排北房和后罩房之间隔着一个南北窄、东西长的小院。郭沫若和夫人每年都在这儿种瓜点豆，丝瓜、苦瓜不用说可以自给自足，而且更忘不了种上一两株蛇瓜，那长得颇似真蛇的果实最能引起客人的兴趣。穿过瓜架，后罩房中间是于立群的写字间，郭沫若常在这儿和夫人一起写字读帖。三面墙上交相辉映着他们的佳作。左边是夫人的大篆条屏；右边是一幅郭沫若行草《咏武则天》透着书家豪爽洒脱，惯为古人作翻案文章的气质，诗言志，文如人，笔酣墨畅，情跃纸上。
垂花门外的园子里是另一番景象。绿茵中一对石狮游玩嬉戏，正是主人的不拘一格，才使它们没有站在大门外显示力量，而是轻松活泼地蹲在草地上。与石狮遥遥相望的是垂花门前两口不成对的铜钟，一左一右，和门前两株古柏相伴为伍。稍高一点的一只铸于明天顺丁丑年；另一只铸于清乾隆甲子年。它们都是郭沫若的收藏。
一尊郭沫若铜像悠然自如地坐在枝叶纷披的银杏树下，它穿越时空，留下了一个文化先驱的姿态：似在沉思，又似在与前来的朋友倾心交流。
郭沫若是个爱花爱树，亲近自然的人。自从他成为这个院子的主人，最大的变化就是花木逐年增加。
院里最好的时节是春天的四、五月间和秋天的十月。春天，满院的色彩变换不停，百花争妍，各成气象：黄色的报春的连翘，粉红色的热热闹闹开满一树的西府海棠，猩红的铁杆海棠，雍容的牡丹，特别是满山满地的二月兰，年年自生自长，开起花来一片淡淡的紫色。这野花不光好看而且味道极佳，每逢春天，它们是郭沫若一家顿顿不少的时令野菜。
秋天的色彩不在花而在于叶，全院十棵银杏在秋阳之下金光灿灿，浑如十只金色孔雀展开了它们华美的尾翼。银杏是郭沫若最喜欢的一种树。它们是中国特产，而且是古代孑遗生物中仅存的遗迹，郭沫若称之为“中国人文的有生命的纪念塔”，或许这正是对历史有特殊癖好的诗人格外喜欢它的一个原因吧。银杏的树干端正挺劲，独立不倚。夏日里，繁密的叶片像绿色的羽扇为人们送来丝丝凉爽。它的叶子洁静美丽，却没有能引起人们注意的花，甚至人们不曾观察得到它们含苞、授粉的过程。春去秋至，雌性的枝株便无声地送来簇簇滚圆的白果，然后和雄性的伴侣一起把绿色的树冠变得金碧辉煌，给收获的季节增添着神圣隆重的气氛。